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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有关“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的概念 ”话题很是火热，小编也是针对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的概念寻找了一些与之相关的一些信息进行分析 ，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 ，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
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概念是为了研究解决现实中水土流失问题才被提出并被范式化的。总的来说，在现阶段人们对防治水土流失所产生的效益与造成或参与防治水土流失者所涉及的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的认识还存在着一定的误区 。相应地在建设保护者 、受益者 、破坏者三者之间存在着利益分配不公的现象 ，进一步说 ，也就是在水土保持生态建设中，缺乏更有效的经济激励和约束机制 。其结果 ，就是受益者无偿享用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效益 ，建设者得不到应有的经济回报，破坏者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和严厉制止，有关责任人没有保护水土资源的压力。这种利益关系的扭曲不仅增加了水土流失防治的困难 ，而且加剧了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协调 ，影响到社会福利在不同群体间的公平分配，甚至对地区和不同人群间的和谐发展构成威胁 。
一、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的定义
“补偿 ”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中的解释是在某方面有所亏失 ，而在另一方面有所获得的叫补偿 。在有关环境管理的术语中 ，补偿是指平衡社会大规模的发展项目对自然和社会功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关于生态补偿的概念，目前国内外不尽相同 ，有的国家将生态补偿定义为对开发造成的生态功能和生态标准的损害进行替代；也有人定义为对发展所带来生态机能和质量的损失的替代。尽管这些定义有它的局限性和不确切性 ，但都有其积极的意义，其目标都是要力求实现生态环境的动态平衡和良性发展 。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是生态补偿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目的在于在全社会层面上 ，建立一种激励和约束机制，来平衡参与防治与造成水土流失者以及享受防治效益者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使建设和保护者得到回报 ，享受效益者支付费用，破坏者得到惩罚，唤醒人们水土保持和生态环境意识 ，达到防治水土流失 、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 。
基于上述目的和本意 ，可对水土保持生态补偿作如下定义：为防治水土流失，维护 、恢复和改善生态环境 ，通过调整各利益相关者的成本分摊和效益分配 ，以内化相关活动的外部收益或外部成本，促使利益相关者对水土资源可持续利用、生态环境可持续维护以及人类可持续发展做出最有利的行动选择的一种可持续的投入补偿方式或平衡手段。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的效用大小取决于政府支持程度和市场机制完善程度 。
二 、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的内涵
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是以水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维护 ，支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出发点 ，以恢复和保全维持生态系统平衡的水土资源储量为宗旨，以防止水土流失 、提高水土保持生态服务功能 ，改善、维护、恢复和合理利用水土资源为主要内容 ，通过调整相关利益者的经济利益分配关系，来内化相关活动外部成本的制度 。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的依据是“资源有价 、环境有价 、生态功能有价” ，“谁破坏、谁补偿” ，“谁造成水土流失 、谁治理 ”，“谁收益 、谁补偿 ”。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的实质就是通过调整相关主体生态利益及其涉及的经济利益的分配关系，来激励水土保持生态建设行为和约束破坏水土资源的行为 ，实现区域水土资源存量动态平衡 。它有四个方面的含义 ，一是水土保持生态建设者和保护者为改善水土保持生态服务功能所付出的额外保护或建设成本，以及为此而牺牲的发展机会成本应得到回报或补偿；二是享受水土流失防治效益者应支付费用；三是计征生产建设活动主体因其造成人为新增水土流失 ，引发生态环境问题、导致生态功能损失或降低的费用 ，作为防治水土流失和改善生态环境的投入，使外部成本内部化；四是力求在全社会形成节约资源 、保护环境的良好氛围 ，增强水土保持和生态环境意识 。
建立和完善水土保持生态补偿制度 ，不仅是合理与有效利用水土资源 、促进生态环境改善的迫切需要，而且也是建立落实科学发展观 ，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
三、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的外延
目前，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无论是从理论层面 ，还是从实践领域来看 ，外延太大和太小的问题同时并存，尤其是对补偿对象和补偿范围认识不一，差别较大 。例如 ，关于补偿对象的计列 ，有的明确为林草 、梯田 、坝地、谷坊等具体有形物，有的则涵盖为原地貌 ，有的还包括某种行为过程（如放牧 、砍柴等）；补偿范围的计列 ，有的限定在山区 、丘陵区、风沙区，有的明确为所辖行政区域 ，有的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或者对水土保持生态补偿外延的理解 ，仅认为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是一种费用，即为控制水土流失而征收的费用 。
不难看出 ，对水土保持生态补偿外延界定的不明确性 ，必然导致认识上的模糊，在实践应用中也很难有针对性 ，影响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的效用。
实际上 ，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是针对一切影响某一既定区域水土资源存量和水土资源结构稳定的人为活动而言的 。这里所指的人为活动，既包含防治已有水土流失的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活动 ，又包含引发水土流失的生产建设活动 。因此 ，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的外延，既包含对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活动效用的补偿 ，又包含对引发水土流失行为的后果进行的补偿。
四、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的构成要素
水土保持生态补偿具有三个基本要素 ，分别是水土保持综合防治主体 、水土保持综合防治受益主体 、生产建设活动破坏水土资源主体，也就是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的施益者、受益者 、破坏者。反过来说 ，施益者是指防治水土流失的参与者 ，包括水土保持生态建设者，以及为防治水土流失 、改善生态环境而牺牲发展机会者；受益者是指享受水土保持综合防治生态效益的主体；破坏者是指扰动地表、造成人为新增水土流失或潜在水土流失危害者 。需要说明的是 ，这里的破坏者有别于通常意义上的破坏者 ，是指在取得生产建设活动收益的同时客观上对水土资源造成破坏的主体，包括主观上故意和非故意两种情况 。
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的施益者 、受益者 、破坏者组成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的两个基本关系 ，即受益者对施益者的补偿关系和破坏者对施益者的补偿关系。对于前一种基本关系 ，理论界普遍认可是成立的 。但是，上述后一种基本关系，在已有的相关文献中 ，大多数学者认为 ，应该为破坏者对受害者的补偿 。根据作者多年参与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实践，以及对生态补偿内涵的深刻理解 ，作者认为将破坏者对施益者补偿更为贴切。这是因为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的目的是防治水土流失、维持和保护水土资源 、改善生态环境 。生产建设活动破坏水土资源引发水土流失的主体 ，理应对其破坏水土资源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的行为付出代价，这是确定无疑的 。但是如果补偿流向是破坏者向受害者 ，那么受害者完全有可能将补偿来的资金或其他物资等用作他途 ，不一定用于水土资源状况的改善，这显然有违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的初衷。如果补偿流向是破坏者补偿施益者 ，则补偿的资金或其他物资就能够保证用于水土资源的维护和改善上 ，确保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目标的实现 。对于破坏者向受害者的补偿，严格地说 ，应属于赔偿而非补偿 。
生态补偿机制
公共产品理论告诉我们 ，政府是提供公共产品的主体。
公共产品是与私人产品相对应的概念 。它们的划分一般根据两个基本属性：一是受益的非排他性，二是消费的非竞争性 。由于公共产品具有这两个特征，私人出于自身利益考虑 ，不愿意参与公共产品的供给。公共产品概念最主要的公共政策含义是 ，政府应当在提供这类物品上发挥主要作用，否则就会出现供给不足的问题。因此 ，在市场经济国家 ，政府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者 。
生态环境作为人类生存栖息之地，在受益的非排他性上具有明显的公共产品属性 ，应该由政府供给 。在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时 ，一定要意识到，完善生态领域的公共服务重要的是强调政府的主体责任。
中国在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初期阶段 ，政府的主导作用非常关键 ，只要政府重视并有一定财力，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就可以进入轨道 。浙江就是典型的例子 。浙江省专门设立了生态补偿专项资金 ，如台州市设立600万元长潭水库饮水源保护专项资金；绍兴县每年从自来水费中提取200万用于源头地区的生态保护。浙
江省财政口子用于生态补偿转移支付的资金总额 ，2005年达65亿元 。 根据公共产品理论，对这种生态服务应该是全体受益者购买，或者说是其代表——政府购买 ，政府购买的资金来自公共收入 ，即可以由公共财政支付 。但是，这不是补偿的全部。
生态补偿机制
政府是生态保护的责任主体 ，但并不意味着政府是付费主体 。根据生态补偿原则：“谁开发谁保护 ，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 ，谁污染谁付费” 。因此 ，谁来付费这个问题，其实是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责任问题。“生态补偿 ”的本质内涵是 ，生态服务功能受益者对生态服务功能提供者付费的行为 。因此 ，付费的主体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个体 、企业或者区域 。
目前 ，我国已明确划分“主体功能区 ”和“生态区划” ，但是这两种区划都没有将生态效益的提供者和受益者的范围界定清楚。建议在全国主体功能区划的基础上，明确各生态功能的定位、保护的责任和补偿的义务。在生态效益的提供者和受益者的范围界定清楚后，接下来就要建立“利益相关者补偿 ”机制 。 “利益相关者补偿 ”是代表生态链和产业链上不同区域之间的补偿 。主要方式：一是“资金横向转移”补偿方式 ，二是利益双方的博弈与协商 ，即市场化交易方式。 根据外部性理论，公共产品在其供给和消费过程中会产生外部性 。这是生态补偿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
所谓“解决 ” ，就是使外部性内部化 ，就是说，将额外成本或者收益都由生产者自己来承担或享有。那么 ，如何实现外部性的内部化？公共对策有两个：一是庇古思路(政府干预)：征“庇古税 ”；二是科斯思路(市场机制) ，即政府不必出面干预，由市场自行解决 ，但这必须有一个前提 ，即明晰产权关系 。
因此，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主要有政府与市场两种途径 。 生态补偿机制
(1)加大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我国目前的补偿机制基本模式是中央向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 。2006年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比1994年增长18.8倍 ，年均增长28.3% 。巨额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为生态补偿提供了很好的资金基础。
(2)征收“生态税” 。我国同生态环境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税种是1984年开征的资源税 ，在设计之初，其宗旨是调节级差收入，但自1994年税制改革后 ，资源税被划分为地方税 ，在实际中很难达到调节级差收入的作用 。因此，我国目前不存在纯粹意义上的生态税收。税收作为有效的经济调控手段 ，在控制环境污染 、保护生态环境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我国应该考虑设置生态税种 。
(3)政府“赎买 ” 。“禁止商品性采伐 ”使得“靠山吃山”的林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针对这部分农民的补偿问题 ，国家应实行“赎买”的办法 。如生态公益林由政府赎买，变为国有 ，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从国外经验来看 ，发达的林业国家走的都是这条路。如美国在生态森林养护方面，采取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进行预算投入 ，即选择“由政府购买生态效益 、提供补偿资金 ”等方式来改善生态环境 。目前 ，贵州省正在探索此办法 。但政府“赎买 ”要考虑林地的产权及土地价值，解决农户在林地被收购后的生存基础问题。 生态补偿机制
市场补偿相对于政府补偿来说是一种激励式的补偿制度 ，是通过市场的调节使生态环境的外部性内部化 。目前 ，我国市场化补偿方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
(1)生态补偿费的实践。早在1983年，云南省环保局以昆阳磷矿为试点，对每吨矿石征收0.3元 ，用于采矿区植被及其他生态环境恢复的治理 ，取得了良好效果 。1989年我国环保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在广西、江苏、福建 、陕西榆林 、山西、贵州和新疆等地试行生态环境补偿费 。1993年 ，内蒙古 、包头和晋陕蒙接壤地区等17个地方 ，试行征收生态环境补偿费。
(2)排污权市场交易模式。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 。1994年，国家环保总局在包头 、开远、柳州 、太原 、平顶山和贵州等6个城市开展试点 ，实施大气排污交易政策 。
(3)水权交易模式。一是跨行业水权交易的尝试 。2003年 ，内蒙和宁夏两区通过转让水权的方式，将农业用水权转让给火电厂 ，开创了水权理论在中国跨行业交易的先例 。二是流域上下游的水权交易。如上游地区将节余的水资源有偿提供给下游地区；或是上游地区通过努力保护水质 ，给下游地区提供了优质水资源，下游避免了使用劣质水资源的损失 ，这部分受益可以以某种方式补偿给上游地区 ，实现流域上下游双赢 。
由于这种补偿有赖于在对生态环境价值评估的基础上进行，为此，国家和省的有关主管部门应加快探索建立环境资源的价值评价体系 ，制定科学合理的补偿标准 。
(4)林权制度改革。2003年 ，福建、江西 、辽宁 、浙江等省率先推进林权制度改革 。林权制度改革后，调动了林农护林的积极性 ，从“要我造林”向“我要造林 ”转变 。从2005年-2007年 ，江西武宁县长水村先后有上百户农民自发上山造林，造林数量超过此前20年总和。 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理论则从量上回答了补偿多少问题 。1997年Robot·Costanza等将全球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划分为气候调节、水调控 、水土流失控制 、物质循环、污染净化、文化娱乐价值等17种功能 。通过测算 ，得到如下基本结论：整个生物圈每年产生的价值平均最少为33万亿美元 ，为全球GNP的1.8倍。这种价值构成全球社会经济价值的一部分。这是目前最有影响的对生态系统服务类型的研究结果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为生态补偿提供了量化标准，有利于制定合理的生态补偿价格 。
2000年后 ，我国在林业系统先后实施了退耕还林(草)政策 、生态公益林补偿金政策 、天然林保护工程等三大生态政策；在农业系统实施了退牧还草政策。但是4个现有的项目预算 ，考虑了生态补偿因素，但在计算生态补偿标准时 ，实际上只计算了农民原来种植粮食的机会成本 ，没有补偿发展机会成本的损失，与瑞典等发达国家对退耕造林实行50%的补助率相差甚远 。为此，有些被补偿地方的政府认为 ，他们不仅需要生态建设和保护的资金 ，更需要提高当地发展能力和社会福利水平的资金和援助，这往往是处于贫困阶段的当地群众更关心的一个问题 。
生态补偿机制
在制定生态补偿标准时 ，美国和欧盟的标准值得借鉴。美国的退耕补偿政策 ，政府主要是借助竞标机制和遵循农户自愿的原则来确定与各地自然和经济条件相适应的补偿标准，通过农户与政府博弈 ，化解了生态补偿中的潜在矛盾 。欧盟在生态补偿机制中 ，广泛采用“机会成本法 ”，即根据各种环境保护措施所导致的收益损失来确定补偿标准 ，然后再根据不同地区的环境条件等因素制定出有差别的区域补偿标准 。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知道 ，生态补偿机制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其一，生态保护属公共产品 ，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理应归属于公共部门。其二 ，生态保护为社会提供的生态效益具有正的外部性，需要通过一定的政策手段实行生态保护外部性的内部化，让生态保护成果的“受益者”支付相应的费用 。第三 ，生态补偿的背后反映的人与人的利益关系 ，建立利益相关者责任机制，才能真正体现“谁受益谁付费 ”的原则；其四 ，生态补偿标准需要科学量化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为生态补偿提供了量化标准 ，有利于制定合理的生态补偿价格。
2015年5月8日，在汉举行的长江论坛上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在做长江中游宜居城市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做主题发言时表示 ，长江中游城市群目前的生态资产比较丰富，要建设好生态文明城市 ，还需要做好污染控制并完善生态补偿机制 。
潘家华透露 ，从现在进行的评估的情况来看，长江中游的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是好的 ，资产总体是优的 ，比如森林覆盖率是全国的3倍，水域面积在全国是绝无仅有，这是优势所在 。而对长江中游城市群来讲 ，最大的资产就是水资源。建设生态文明关乎人们的福祉 ，宁要绿水青山，也不要金山银山 ，况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对开展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非常重要 。
“目前 ，两型社会建设在中游城市群中已取得了较好的成效，特别是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对于改善生态环境、融入当地经济发展 、融入社会建设的成效非常显着 。 ”潘家华呼吁 ，要将生态建设不断延伸 ，将生态文明融入到经济 、政治、社会文化各个方面以及全过程。他认为，长江中游城市群地区的公共优质资源均衡配置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保障和途径 ，如果相应的优质教育 、医疗和文化资源在长江中游城市群加以配置的话 ，特大和中心城市的交通和污染就必然得到相应的疏解和控制 。
潘家华建议，长江中游城市群应从污染物控制 、资源利用和生态补偿三个方面来作出努力 ，建立生态文明的评估、监管和考评机制 ，并对生态补偿进行一些制度性的创新 。“现在的补偿创新是对生态进行直接补偿，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果我们将优质资源 、社会服务资源与生态资产进行相互补偿 ，比如南水北调中线工程2800个亿 ，如果进行资产投资，生态资产就地利用 ，就会使得社会优势资产得到更好的利用。”潘家华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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